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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言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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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距离的组织:序《小说北大》  

2006-03-30 11:4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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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我在北大读本科那几年,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每个刚刚考进北大中文系的新生在系里组织的迎新大会上,都要接受老先生们的这样一番教诲:俺们这儿不是培养作家、诗人的,俺们只负责教大家文学史、文艺理论、语言学方面的基本功,趁早打消在这儿学成一个作家的念头吧。其实那个时候,老先生们的教诲有点多余,因为从1990年代起,别说抱着当作家的目的来上北大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在上学期间偶尔写写东西练练手的人比起1980年代来也少了很多。这种“务实”的趋向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可以避免一部分对写作抱着不切实际的虚幻热情的学生在通往“文学疯子”的道路上越走越偏,但是,这种旨在剥夺学生们“务虚快感”的过度“务实”的趋向也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最明显的是,不但那些喜欢在写作中重构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的人成了稀有物种,就连有阅读文学作品习惯的人数量也在锐减,即使在中文、外语类专业的学生中也是如此。我曾经连续几年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发现,很多学文学的学生对那些极为重要的小说作品根本就没有读过一行,但转述起各类文学史著述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来倒是倒背如流。
    好在那些为数不多的致力于在“码字”的微型体力劳动中生产“务虚快感”的学生一届接一届下来,竟也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写作传统。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大多知道近20多年来北大在新诗写作领域里“业绩”斐然,但很少有北大之外的读者知道,在小说写作的领域里,北大其实也有一个沙漠里的内流河一般断断续续但却清冽甘甜的小传统。这个模模糊糊的“小说北大”传统虽然没有所谓的北大“诗歌传统”那般具有观念、技艺乃至人脉聚合的“薪火相传”的意味,但它却像网民们熟悉的一种叫做“断点续传”的下载模式一样,在20多年的时间里缓慢地积累出了一个容量巨大、功能超强的可执行文件,这个可执行文件一旦在北大这台越来越刻板的主机里运行起来,可以在一瞬之间清除掉藏匿在系统漏洞里的那些诱发求学苦闷、谋生抑郁、投机钻营、跳楼自尽的校园亚文化病毒,让我们对“大学”一词的理解最大限度地接近它所应该具有的博大而温暖的意义。想想吧,在20年前,当人们谈论校园自杀现象的时候,所举出的例子大多是因深陷写作的迷狂而走到绝路的校园文学青年,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数量激增的校园自杀者,基本上都是过于绷紧的“务实”链条突然断裂之后的牺牲品,相反,那些时常在“务实”的大背景下开掘小说写作秘境的学子们,则在新的校园亚文化格局中成了最快乐、最健康、最有心灵的韧性和成长的丰富性的“幸运儿”。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说北大”传统并不包括民国时期北大的师生在小说上所作的种种探索,而仅仅指1980年代以来,北大的学子们在观念和技艺的断层上重新开始的一个小传统。这个小传统有一个非常耀眼的特征,就是小说书写活动中的智性踪迹相当突出。一些熟谙“小说北大”的“家谱”的写作者乐于将这种智性特征上溯到1983级的中文系学生蔡恒平,尤其是他发表在校园油印刊物《启明星》上的小说《雪意和五点钟》、《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虽然在蔡恒平时代甚至更早一个时期,从北大也走出过很多在当今所谓的“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似乎只有蔡恒平通过北大校园文学独特的传播和传承路径获得了“小说北大”的某种滥觞地位。蔡恒平的滥觞意义在于,在北大校园写作的场域里,他至少开拓了三种“小说北大”的智性维度:其一,广博而充满善意的才华,这种才华在蔡恒平本人以及诸多的“后继者”(比如王雨之、陈均、王海威、胡少卿、马雁、饭饭、刘丽朵等等)身上直接体现为诗歌、小说、散文的“三修”;其二,让写作由背负过多幻觉的“痛苦的迷津”变成在知识和生活、经验与想像之间穿梭自如的“快乐的秘境”(邵燕君、马力、王雨之、童月、张夏放、李云雷、徐则臣等人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强化了这一特质);其三,如同他的小说《雪意和五点钟》与卞之琳的经典诗作《距离的组织》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暗示的那样,蔡恒平所开拓的“智性写作”在更开阔的视野中隐秘地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中充满活力和延展力的智性元素,这一点在“后继者”王雨之和陈均身上体现得尤其显著。
    在一个常规的文学生态之中,写作者之间的聚合方式和作品的刊行、流通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作品的依存基础,作为一个微观文学生态系统的“小说北大”也不例外。纵观20多年来北大的小说写作者,他们在校园里组织社团、刊印同人杂志、寻找新的交流模式的历程竟像是现代社会以来文学交往方式之演变的一个微缩版:1980年代以社团为主,“五四文学社”的小说创作组以其频繁而多样的文学交往活动强烈地刺激了校园里的小说写作;整个1990年代以校园同人刊物的刊行为主,无论是90年代前期的那份在我看来极其优秀的刊物《空格二十》还是90年代中后期的《我们》、《原生》,都有效地形成了具有群落共识性的小说认知和小说实践;2000年之后,一个整合了北大中文系在小说方面的教学、批评和书写实践资源的同人网站“左岸”则把北大里面小说写作的交流和砥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大学”这个场域的特殊性来看,有效的文学交往活动不仅推动了小说写作的精进,对于校园里越来越趋向于“务实”的人际交往模式来说,它更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在相互理解和信任中实现群体心智完善的成长可能性。
    校园里的小说写作毕竟有其明显的局限,比如,现代小说所要求的复合性感受力、悖谬经验的洞穿能力、与生活的驳杂感相匹配的叙事功力就不是在校园求学阶段可以轻易习得的,尤其重要的是,校园里的写作者很少具备搭建一个完备的虚构空间所需要的那种厚积薄发的综合创造力。值得欣慰的是,这本书里的作者们很早就在校园里的书写实践中积累了可以使他们潜入更深入的小说世界的技艺基础,这些技艺基础虽然暂时不能转换成一个层次丰厚的虚构空间,但可以为写作者提供了一套组织书本与现实、校园与社会、词语与身体、遭遇与想像、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叙事可能性的“心法”,再次借用卞之琳的诗名,这些技艺基础可以帮助作者们完成“距离的组织”,而从这种“距离的组织”到一个完美的虚构世界的成形,还有很多的内功要修炼。
    写到这里,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为这本《小说北大》作序。虽然这本书中的很多作者都是我的学长、朋友和学生,但说到底,我仅仅是个懒散的诗人和不称职的教师而已,除了大学一年级时写过两篇丢人的小说,根本没有任何小说写作的经验。但愿我写下的这篇东西不会有误人子弟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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