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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言卵语

胡续冬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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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三联性生活周刊》记者问(请勿转载)  

2005-12-20 22:1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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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认为无厘头作为"用后现代主义方式解构一切传统权威"的文化现象名称是否合适?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的特征是什么?

唔,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有厘头”啊,好像一个刚上大学的文科小盆友因为怕被别人瞧不起,整天举着“后现代”的西瓜刀在校园里晃来晃去作砍人状。在我看来,无厘头其实一点也不像西瓜刀,它是韦小宝同学的早年法宝之一:石灰。所以,说无厘头老是琢磨着要跟“一切传统权威”较劲、要把它们解构啊粉碎啊什么的,都不靠谱。无厘头就是在和个把“传统权威”周旋的时候撒出来的一把石灰,撒完了撒丫子就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性质的。别动不动就“一切”,真要“一切”了,它就不是无厘头了。无厘头怕的就是和“后现代”、“解构”什么的扯到一起,把它们扯到一起的人要么是特别缺乏对快乐的自信,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地要对无厘头“经典化”,抱着要把无厘头“收编”到主流文化里去的险恶用心。正像20世纪早期几乎所有的先锋运动到后来都被抬进了正典之堂一样,现代性社会有一种把艺术领域内的“敌意”收编和规训的强大传统,现在很多知识界人士对待无厘头的态度就是这一传统的自觉不自觉的显现。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要有分别地来看。由于传播媒质、流通方式和对“作品”进行反馈的方式在这几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开(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越来越“互动”)。在“当代文学”这个场域里,无厘头基本是一种被抽空了内涵的标签,用来指认一些被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收编和规训的传统谨慎地接受的东西。在大众文化领域里,无厘头作为一种东亚情境下的现代性社会个人“解压”方案,已经变成了一种普泛化了的青年文化姿态了,具有无厘头旨趣的文化生产活动在十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先是匿名的接受群体集体性地消化个别的标志性产品,现在,生产者、接受者、产品都趋向于匿名化,是一种高度复数性的自娱娱人的文化生产,甚至出现了匿名的、复数性的接受者“创造”出生产者的反向生产,在这个时候,牛逼的东西往往试图避免去成为“标志性”的产品,而标志性的东西往往是被恶搞的对象,不再像当年的《大话西游》一样,嬉闹与感动并存。也可以说,在高度复数化之后,无厘头本身所包含的个人面对独特的东亚现代性社会情境的“解压方案”也被置换成其他的东西了。
 
2.你个人诗歌写作中充斥的反讽,颠覆色彩的来源是什么?它是否与网络新语言,短信语言以及周星星电影在大陆高校中的流行处于一个同步阶段?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怎样的?你是否把自己的诗歌语言定位成一种与传统经院诗歌对立的草根写作?它是否也属于无厘头精神的范畴?

我写过一些好玩的、被认为是有无厘头意味的诗歌,但那里面所包含的反讽、悖谬、混杂的快感跟无厘头没有直接的联系,要说来源的话,它还是来源于我对诗歌当代性的理解:一定要以充满可感性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承载、洞穿当下的经验。并不是我认定诗歌就是喜剧性的,只是碰巧我的生活经验之中、我想像世界的方式之中有太多的杂糅和意外。其实最早写诗的时候我也不是这么想的,那时候对诗歌的认识还有着经过过多规训的“洁譬”,所以那时候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错位:在90年代初期,一方面,我在学校里的“诗歌斧头帮”里过着颠三倒四吆五喝六的江湖生活,具有高度的“无厘头”雏形意味,另一方面,我写出来的诗却是干净得连一根咸猪手都没有。后来发生变化主要是和阅读了更多的诗歌有关,知道了诗歌的咸猪手是百无禁忌的。这种转变比你说的网络新语言、短信文体、周星星的流行来得要早,没有源流关系,但这些东西或多或少后来都被我那长满了咸猪手的诗歌摸过,因为它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大点,它们都是当代想象力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并且其快乐的强度在降低。我对语言鲜活感的贪恋光靠自己生活中的流行语汇是远远不能满足的。我的诗歌语言和所谓的“经院诗歌”、“草根诗歌”都没关系,这两个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伪概念。我的诗歌和无厘头精神就更不是一回事了,它们可以互摸互搞,可以变换各种意想不到的体位,但始终是两个范畴。诗歌比无厘头更冒险、更具有在词语的黑洞里一摸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3.你怎样看待这种新时代的大众狂欢现象?今年出现的芙蓉姐姐,红衣主教和早先的"猥琐男"等形象是否算是无厘头时代的大众新偶像?它会不会对于无厘头文化本身的解构和讽刺意义造成一种肤浅化的认识?
      
    无厘头在悬置其以石灰抛撒“游击对象”、获得东亚式个人解压的精神内核之后,仅从大众语文层面和大众传递方式开看,具备高度的可复制性。我前面说过在高度复数化的后期无厘头时代,会出现大砣大砣的匿名的接受者根据其变幻不定的古怪需求集体“创造”出一个无厘头态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的“反向文化生产”的情况,你提到的芙蓉姐姐、红衣主教什么的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反向”的文化生产和生产者本身没什么关系了,他(她)完全不能左右他(她)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趣味和命运。他(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借机加入到流行文化产业的顺势巫术之中去,捞取象征资本并兑换成实际资本,但他(她)意识不到他(她)自身才是被匿名的群体创造出来的一个即时消费品,更谈不上什么“偶像”。对于这种后期无厘头时代的文化生产现象,我们只能说它极为吊诡的“反向生产过程”具有一定的无厘头性,显示了某些类型的青年文化在高度复数化的无厘头外壳的武装下所具有的干预文化生产的“威力”。而无厘头精神给一代青年人的最大的馈赠——变内心的阴暗为阳光、化身份的微渺为强势、祛可能的苦痛于嘻笑间、救社会的失范于狂想中——在上述案例中则完全缺席甚至被误用了。

4.有人说无厘头的流行是中国全民缺乏娱乐资源的结果,请问你认为这种匮乏的原因是什么?喜剧精神,无厘头精神在本质上是否是同一的?

   中国其实不缺乏娱乐资源,青年一族也不乏自娱、娱人的娱乐精神,我们缺乏的是将合理的娱乐投射渠道、合理的娱乐释放路径。这和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环境有关,也和公民在进入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公共空间的时候心理准备和素质准备不足有关。最后一个问题,嗯,基本上不需要回答。喜剧精神和无厘头精神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无厘头是喜剧精神在当代东亚社会的一种显现方式,但不能说它们是同一的。但丁的《神曲》本名叫《神的喜剧》,在无厘头越来越被误读为喜剧本身的今天,我们总不能把它改译为《神的无厘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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