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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言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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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版砖、鸡腿和刷新  

2005-10-24 13: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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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早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物体,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中学生和兼职小混混在街头晃悠的时候。那时候,席卷了中国各大城市的“文化热”慢吞吞地抵达了我所居住的那个偏僻的小城,其标志之一就是连以小混混为代表的失足青少年们都喜欢冒充文艺青年。从我们那片街区的老大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了一套叫做“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缩写本”的盗版书,据说,这是一套能够让作为老大的人谈吐不凡的“涉黑青年放狠话秘笈”。由于在该街区全体小混混参加的一次惨绝人寰的吃辣椒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作为奖励,老大特许我借阅了那套错别字多得对我的语文成绩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的诺奖作品缩写本。从那时起,诺贝尔文学奖进入了我的视野,我读完“秘笈”之后很快就对缩写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转而开始和漓江出版社出的那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一本一本地结缘。回想起来,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中,问题青年往往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文化传承的使命,譬如,在电视剧《上海滩》里面,劫持冯程程的那个青年杀手常常一手持枪,一手握着一本巴金的《家》,我们现在纪念巴金,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细节;再譬如,在《麦兜》的第二部《菠萝油王子》里面,在街头卖艺的麦炳书架上居然放着《海子诗集》和《鲁迅全集》。
    回到80年代末我的小混混时代。那时候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有种“狠家伙”叫做诺奖,但是它只能存在于“宝典”状态中,遥远得无法更新。这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那个小城市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媒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央视也不会播报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新授奖情况,因此,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获得升级版诺奖资讯的可能性。1990年初出现的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场面足以说明我们当时的封闭。由于部分小混混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阅读已经超越了“放狠话”的需求,他们纷纷在各个中学加入或者缔造了一种叫做“文学社”的物体。在1990年春节过后的一次“文学社联谊”同时也是小混混聚会的活动上,两个不同码头的“文学社”对头一年到底是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认为是写了《兔子,快跑》的厄普代克,另一方则咬定是正在广为传阅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作者昆德拉,双方都拿出了大城市朋友寄来的书信以证实其可靠性。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骁勇的社员们露出了街头本色,开始大打出手,上十张台球案子被掀翻,很多人被抛掷的台球和版砖砸破了脑袋或者被挥舞的台球杆戳伤了眼睛。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跟引发斗殴事件的两个人都没有关系,是墨西哥的诗人帕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斯这个名字的西班牙语意思是“和平”,而不是“火并”。不过,这件事也使我有了合理地解释厄普代克和昆德拉至今仍然未能获得诺奖的原因:他们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让一群意想不到的年轻人发生了流血事件,冥冥之中他们的人品受到了减损。
    整个1990年代,我都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求学。虽然已经不做混混了,但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有增无减。那时候我和一群同样关注世界文学的朋友们有个传统的游戏项目,就是在每年10月份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赌谁能获奖。北京毕竟是个大地方,下完赌的第二天,在报摊上随便买张蹲在厕所里看的报纸,就能一边愉快地便便,一边在文化版的犄角旮旯处证实到底谁获了奖,用不着通过武力探询资讯。我有幸在1993年和1995年分别猜中了托尼?莫里森和希默斯?希尼,不过,和这两个人获得的百万美元的奖金相比,我赢来的彩头不值一提:它们分别是学一食堂的三根鸡腿和一堆印有色情图案的土鳖打火机。现在想来,1990年代的大部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基本上还都是人所共知的,具有强烈的“可赌性”,要是我们这个赌诺奖的传统延续到2000年之后的话,我肯定连一根鸡腿、一个一次性打火机都赢不到。
    转眼到了2005年。虽然这几年的诺奖得主偏得让人直冒汗,可我还是习惯性地想要尽快知道谁得了奖。10月13号晚上7点不到,我就坐在电脑前面,不停地刷新瑞典文学院的官方网页。不知道全球有多少像我一样无聊的人,那天的瑞典文学院的网站几乎崩溃了,网页上一堆死链接。7点刚过,再一刷新,哈罗德?品特这个多年前曾经被我脑海里的收容所稀里糊涂地收容、遣返过的名字就出现了。整个“获知”过程就是这样迅速而平淡,没有台球案子倒地的轰鸣,也没有蹲在马桶上看着报纸盘算着鸡腿的美滋滋的期待感,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时间”吗?更荒诞的是,几天之后,我就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了那18个操纵我能否吃到鸡腿的瑞典老头之中的三个,他们和我一起在聚餐的时候啃食着鸡腿。我突然觉得,从今以后,这个曾经被我认为是“狠家伙”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重量或许还不如当年我在街头晃悠的时候书包里装着的版砖的重量,那种在一个人身上一去不复返的重量,才是最“狠”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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